交易本身包括成败得失， 对与错，不存在只有成败得失的交易。


  在交易中，对与错是连续且 不可分割的。


  这种 连续性并不意味着连续的 损益，而是对与错是交替的，并且总是会连续的。


  同时，对与错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张纸的正反面一样不可分割。


   没有人可以永远承受获利或损失，也没有人可以分开损益。


  只有真正了解到亏损是正常且 不可避免的现象时，您的交易心态才能 保持冷静，并且由于担心市场，您将无法 按计划进行交易。


   这就是一个概念。


  　从 人民币汇率 市场化形成机制看，没有货币能一直升值或一直贬值，单边升值和贬值都非市场化行为。


  我国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尤其是要发挥汇率调节宏观 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注重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一年多来促使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三大因素背后是 中美疫情治理形势 分化、 经济复苏进程的分化、 货币政策的分化。


  首先是疫情治理形势分化。


  2020年我国经过一季度的有效 疫情防控后迅速进入 复工复产 阶段。


  而 美国疫情则陷入失控境地，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最多的国家。


  其次是经济复苏进程分化， 中国率先实现复工复产复业复市，并实现了2020年2.3%的正增长，而美国则迟迟难以复市，经济下滑3.5%。


  最后，货币政策分化，为了救市美联储采取天量放水措施，导致美元走弱，而中国则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


  　在美国4月份CPI飙升至4.2%之后，美联储有官员开始讨论缩表甚至提前 加息。


  在疫情防控方面，中国的防控取得了积极成效；美国在新冠疫苗注射加速情况下，今年下半年可能实现服务业重启，美国经济在一季度6.4%的增速下二季度有望继续攀升。


  IMF则预计中国经济今年增长超过8%。


  由此，中美在疫情、经济、货币政策方面的相互关系发生 变化，人民币兑美元未必会继续处于升值状态，可能呈现双向波动态势。


  　通过梳理2003年1月-2006年1月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我们有以下三点发现：　第一，美联储关注CPI和核心CPI，对通胀看法的变化非常渐进，而且明显与 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分。


  化美联储对通胀的看法经历了“通胀下行可能性高于 上行——核心消费价格上涨不明显——通胀数据有所上升，但通胀率相当低，资源使用也不充分——通胀数据有所上升但潜在 通胀预期相对低——通胀和长期通胀预期仍得到良好控制——通胀压力继续上升但长期通胀预期仍得到良好控制”的渐进变化，且这种表态的变化与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存在滞后性和低相关性：美联储始终在关注和探讨CPI（PCE）和核心CPI（PCE）的变化，而非与商品价格更为直接相关的短期PPI变化。


  　　第二，供给约束可能被视为对经济有负面影响的因素。


  在对于经济的讨论中，由供给因素引起的油价上升实际上阶段性被美联储视作一个对经济有负面影响的因素，因为成本的抬升会对中下游构成成本端压力，从而抑制企业支出和经济扩张。


  　　第三，美联储对于风险的评估始终在综合考虑可持续增长和价格稳定，且两者间存在关联。


  在对货币政策的考虑和风险评估层面，美联储也在考虑综合考虑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价格稳定，并且通胀被视为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的一个指征，并不孤立于经济，因而美联储对于风险的评估遵循了以下脉络：“经济疲软风险—通胀过低、通胀下行风险——物价稳定的风险趋于平衡——可持续增长和价格稳定的上行和下行风险大致相等”。


  　　综上，商品价格上涨与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直接，一方面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并没有扭转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趋势，另一方面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并不直接体现为美联储认知中的通胀高企，因而并不直接助推美联储收紧政策。


  在经济复苏的初期，经济恢复的情况可能是更为关键的影响因素。


  　　观察不同政策阶段的资产价格表现可见，美股在不同阶段均呈现上涨表现，但是随着货币政策边际收紧，道琼斯工业指数相对纳指的相对表现在改善； 美元指数并没有显著改变 弱势；美债收益率在宽松阶段下行，在维持阶段和加息周期中均有所上行，而在加息阶段上行幅度反而低于维持宽松的加息预备阶段。


  　　最后，我们仍然强调，美联储政策由宽松转向正常化可能带来短期冲击、带来美元指数反弹，但并不必然改变美元指数的弱势周期。


  以2003-2006年为例，美联储加息周期都没有显著改变美元的弱势。


  美元指数是一个相对关系，对应的宏观情景可能在于，虽然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是依据美国强劲的经济基本面，但是如果海外经济同样强劲甚至好于美国，则美元指数仍将回归弱势。